这个周末我啥也没干，我做了一个“专访”，呵呵，专访的题目就是本贴的题目，记者，刘某人，就是偶。当然偶是“暗访”，所谓的“暗访”，就是以拉家常的名义，问他们问题，套他们说话。

　　采访对象：四人。

　　年龄：除了我爸，其他都不祥，不过他们都有以下特点：都是临沂本地人；都当过兵，而且都是在６０年前后当的兵。所以年龄虽然不祥，也差不多。

　　四个老人的结论：完全统一。

　　结论１、１９５８年大跃进那天，粮食大丰收，大大的丰收，地瓜那么那么大一个（最重的１１０斤，几十斤上的很普遍，不过据说很难吃，口感不好）。但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：大练钢铁。所以，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者，地里的地瓜都收不回来。不过当时大家都不担心：反正吃食堂嘛，谁还去收地瓜呀？

　　结论２、１９５９年，全国自然灾害，旱。旱得不行了。地里没有收成，家里没有粮食，这时候再去地里挖已经烂得差不多的地瓜吃，对付了一年。三个老人都是在那一年当的兵：吃不上饭，急得不行了，总得找口饭吃嘛。当然我爸不是因为穷，我爸是为了他的理想，这是另一说。四个老人当兵的地点分别是：黑龙江、内蒙、福建、四川。我特意问了“你们村有没有因为饿而死人的现象”？四个老人，都立马回答“那哪可能呢，再饿也不至于死汗”。我问“我怎么听说饿死了３０００万呢？”咱这里本来就穷，还能饿不死人？”，他们回答“穷是穷，饿是饿，但总是能找到替代的东西吃，树皮呀，玉米桔的芯呀，反正没有饿死人的。”他们当兵的当地也没有饿死人的。

　　不过我公公当兵走的地方比较多，他说，饿死人的地方，应该是大西北，特别是甘肃那些地方，本来地理条件就不好，一遇到灾年，就直接不行了。

　　结论３、１９６０年全国也是大灾，但是他们的回忆都不统一，有的说是旱，有的说是涝，我估计是因为他们当兵去的地方不一致，所以看到的也不一样。

　　结论４、１９６１年没有灾，但这一年的上半年，因为种的粮食不能立马生产出来，所以饿得最厉害。但是从下半年秋天粮食一打出来，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

　　结论５、１９６２年，大丰收，再也没听说过饿死人的现象。

沙发是我的。。。。

我家的老人都说有灾。。。爸爸1948年出生的，婆婆1950年出生的，都在中原小村庄。。

偶爸爸妈妈家都在城市,饿到是没饿死人,但他们都说在自然灾害那几年,他们吃的饭里绝大多数都搭配了红薯,就是去粮店买米,也要搭配大份额的红薯,所以偶妈妈从条件好了点以后就发誓下半辈子再不碰红薯了~~~~

总的说来，自然灾害是有的，但是饿死人的问题和自然灾害的关系不大，现在的自然灾害少么，三年两年来一次，就没过去那么残酷的事情发生啊。

还是那时候……的问题。

这个问题，我也特意询问了，在原贴里忘了写了：

当时的粮食产量非常的低，除了地瓜产量大（重），其他的小麦、稻子，都不行。实际的年产量，也就6、7百斤，这是是双季都加起来。那时候的口号是：亩产过千斤，我公公说：那时候觉得过千斤是梦。

当全国范围的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本来粮食储备就不足，５８年的粮食基本上没收回来，于是，大灾难就来了。所以，子夏妈说“饿死人的问题和自然灾害的关系不大”，是非常不对的。为什么那三年以前、以后都没有饿死人？要说路线问题，文革时期应该是达到顶峰了吧？为什么没有（大量）饿死人的现象？

所以，灾害，就是灾害，这个，不能因为反老毛，就把事实给抹掉。

但是58年的这个梦，大大的实现：据公公说，有一个地瓜王，最重，110斤，大家都来报道（济南的），于是就有人推理：一个地瓜１１０斤，要是......要是.......于是于是，就成了亩千过万斤，再有更会夸的，就是几万斤了。

我一个老师说了一句“那得把土也算上”，就被打成了右派，到现在还是民办教师，没有转正。

转一个国民党时期灾荒年的数据

据出生在中国的米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，1949年以前，中国平均每年有300-700万人死于饥饿。如此估计，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。1940年左右仅河南一省即超过400万人，从193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，是四川近代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、民不聊生的年代。旱灾、水灾、雹灾、虫灾、匪灾….连年不断。据当时报纸和省“赈济会”公布的资料，1932年全省有16县受灾，1933年增至53县，1934年为101县，1935年为108县，1936年、1937年几乎无县不灾… 期间饿死人口累计不下1000万。按照侯杨方的研究（《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》，中国人口科学 2003年05期），民国时期人口死亡率为2.5-3.3%，最高年份和一般年份的8%的差值对应的300-400万人，正好是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。

1936-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：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，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。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，只说一件事，1936年6月15日《西南评论》载：“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，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，蒋阅后放在袋内。”此后便无下文。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：“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，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，何能补助你们川人。”（载《国民公报》）

   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民国时期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，无日无之.1929年，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?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。这里没有兵燹，可以说是安宁平和，但是他在《西行漫记》第四章《通过红色大门》这样写到“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。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，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。他在报道中写道：“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？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，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，关节突出，骨瘦如柴，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，象生了肿瘤。“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，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。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，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，他只有一个想法，尽快离开中国。

而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《斯诺的中国》一书（Edgar Snow’sChina，Random House，1981。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）中提到，“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，在一些村庄，人肉公开售卖。”

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（JohnLeighton Stuart）说过，1949年以前，中国平均每年至少有400--700万人死于饥饿。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至少过2亿以上人口。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200‰以上（侯杨方），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!!

再来统计下民国期间几次大规模的有记载的饥荒:

1920-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：死1000多万人，灾民3000万(一说5000万）。 　　

“1920--1921年，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。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，妻儿被卖，数百万人闯关东，饶阳境内一片荒芜。1850-1932年，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.8%死于饥荒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。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。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。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。1943年，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，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……”

　　——摘自任不寐（加拿大）：《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--重申“灾变论”》

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，死人数不详。

1928-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：死1300多万人。这是一次以旱为主，蝗、风、雪、雹、水、疫并发的巨灾，以陕西、甘肃为中心，遍及山西、绥远、河北、察哈尔、热河、河南八省，并波及鲁、苏、皖、鄂、湘、川、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，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，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，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。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，在三年大荒中，沦为饿殍、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，流离失所者600多万，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％。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。

1931年饥荒：长江1931-1949年发生水灾11次，其中1931年、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，1931年灾民1亿人，水灾后因饥饿、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；

1934年全国大旱灾，导致饥荒，饿死过600万人。

1936-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：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，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。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，只说一件事，1936年6月15日《西南评论》载：“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，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，蒋阅后放在袋内。”此后便无下文。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：“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，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，何能补助你们川人。”（载《国民公报》）当时还传闻：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，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，集中火力，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。

1941年广东大饥荒，死人数不详。

1942年，是抗战的对峙时期。“水旱蝗汤（恩伯）”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、1000万众的河南省，有300万人饿死，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，沿途饿死、病死、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。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，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。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，大骂这是“谎报滥调”，见得太多了，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。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记者白修德（ Theodore?H?White）挺身而出，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。在洛阳，白修德“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”。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，“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，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，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，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”。令他愤慨的是，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，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；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，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。1943年3月，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《时代》周刊上，欧美舆论顿时大哗。时值宋美龄“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”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，要求《时代》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，被拒绝。白修德回到重庆后，重庆政府称他撒谎、搞亲共宣传，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。1964年，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。补充一句，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，罪名是“泄露机密”。

1943年广东大饥荒，300万人冻饿而亡。

1943年湖南, 薛岳, 抗日名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;第九战区司令长官. 为谋取暴利,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,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!!

1945年东北及湖南﹑河南﹑江西﹑山东﹑浙江﹑福建﹑山西﹑广东﹑安徽﹑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。

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：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。在湖南，1946年4-7月，饥荒遍及全省。饥民们始则挖草根、剥树皮为食，继以“观音土”充饥。截至8月，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，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

　　四川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，这时也大为恼怒了：“妈的，你们搞的啥子赈灾？死那么多人，叫我这个省主席，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！既对不起川中父老，又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？”甘绩镛犹豫一阵，说道：“我们也没办法呀，无数次报中央求助，拖到今年，才拨下一点点……省政府为赈灾，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，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，共140余万元。赈灾人员出发前，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，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，叮嘱务将赈款发在灾民手中……”刘湘急忙问：“赈灾可有效果？”甘绩镛叹了口气：“区区赈款，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，每县仅一万元；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，每人仅能得四分钱！能起啥子作用嘛？”刘湘一愣，大骂起来：“妈哟，蒋介石要统一四川，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……统一他妈个铲铲！”

有天灾也有人祸

储存的粮食如果多点不至于饿死这么多人

http://blog.scol.com.cn/hzr/archives/81752.html

我也来说说中国的特大饥荒

前言：我是四川省绵竹县人，祖父是前清的四川绵州“长案秀才”，主考官得知这个“门生”无意求官，有心教育，便以他是绵州“长案秀才”为理由，宣称他具有在绵竹县办“学堂”的资格，并帮助他取得在绵竹县南的南塔寺开办“以中学为主，西学为辅”的“新学堂”的特许权；于是，我祖父就募集一些资金，把绵竹县城南的“南塔寺”改建成“书院式”的“南塔新学堂”。辛亥革命以后，绵竹县的衙门一度更名为“国民政府”，我祖父创办的“学堂”也一度更名为“国民学校”，继后又更名为“绵竹县中学”；由于这所“学校”有过“南塔新学堂”的缘由，直到解放以后，人们仍然乐于把这个“绵竹县中”俗称为“南塔中学””。 
　　
　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，中国人在20世纪的平均寿命仅有35岁；我祖父年过45岁便“寿终正寝”，如今可算“英年早逝”，但在那时的绵竹县，已经被视为“高寿善终”了。我的父亲生于戊戌年，受我祖父影响颇深，在绵竹县中毕业后就到成都市考入“外国语专门学校”，经同学介绍结识吴玉章，并被吴先生动员加入“国民党”，曾经参与组织一些成都青年去法国“勤工俭学”。祖父逝世后，为了养家糊口，父亲将去法国的机会让给一位名为“钟兴义”的成都青年，返回绵竹县，成为子继父业的“南塔中学”教员。在蒋介石搞“清党”时被迫离开绵竹县，到成都市和成都周边的中学做外语教员。
　　
　　1936年，四川发生严重的春旱，小春绝收成灾，受灾地区的灾民成群结伙地离开故土外出“逃荒”……